《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大國關系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深刻影響國內發展，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加速調整，局部沖突與軍備競賽交織蔓延，能源資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面臨多重沖擊；世界經濟復蘇進程曲折乏力，通脹壓力、金融波動等風險傳導效應凸顯；國際規則體系博弈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帶來諸多制度性障礙。這些交織疊加的外部變量，對我國 “十五五”時期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風險應對要求。
地緣政治沖突加劇與全球安全環境惡化
一段時期以來，國際安全形勢最突出的表現是世界變亂交織、動蕩加劇，地緣沖突易發多發。2025年6月，挪威奧斯陸和平研究所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2024年是近80年來全球武裝沖突數量最多的一年，全球36個國家共發生了61起沖突，其中一些國家同時發生數起沖突，今天的世界更加暴力，也更加分裂。烏克蘭危機自2022年2月全面爆發以來已持續近4年，成為冷戰結束后歐洲大陸最嚴重的軍事對抗，它已不再是地區性的孤立事件，而是成為國際安全的“晴雨表”，在歐亞大陸上制造了一個難以愈合的“開放式創口”。
地緣政治的動蕩、蔓延對我國的外部發展環境構成了基礎性威脅。其一，沖突直接沖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威脅我國大宗商品進口安全。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觸發全球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大國博弈等連鎖反應，導致關鍵物資供應中斷、國際航道阻斷風險加劇，推高我國經濟發展成本。其二，動蕩環境擠壓我國戰略運籌空間。在非洲、南亞等地區，海外中資企業頻繁遭到各種形式的暴力群體性事件。我國在推進“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時面臨更多地緣政治干擾，海外利益保護難度不言而喻。其三，安全困境削弱全球發展合作基礎。各種新舊問題與復雜矛盾相互交織疊加，導致經濟發展重要性緊迫性同發展環境脆弱性緊張性之間的張力持續擴大，使我國在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維護多邊主義方面面臨更復雜挑戰。其四，頻發的地緣沖突會誘發極端主義思潮、進一步加劇逆全球化趨勢。對于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中國而言，這意味著我國必須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折沖樽俎，其難度和風險顯著增加。我國雖然具備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的諸多有利因素，但動蕩的外部環境無疑使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如同在日益破碎的世界版圖上一邊彌合分歧，一邊增強自身綜合國力以及國際影響力、塑造力。
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盛行沖擊全球經濟秩序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面臨嚴峻挑戰，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威脅上升，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美國政府在“本國優先”的執念下推動一系列單邊關稅政策，嚴重沖擊全球經貿秩序，頻繁“退群”致使全球治理失序失靈，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這種行為直接導致了全球經濟增長因貿易壁壘而放緩，使得全球經濟復蘇更加乏力。其直接后果是2025年上半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3%，延續了兩年來的低迷狀態，此次下降主要受發達經濟體的影響，其跨境并購下降了18%，從而進一步惡化了投資者對全球政策穩定性的信心。
這一趨勢對中國經濟構成了多維度、深層次的外部挑戰。首先，我國的外貿體系遭受直接沖擊。作為中國經濟“挑大梁”的廣東、浙江、江蘇等東部沿海貿易大省承受著巨大壓力。這些省份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更是中美經貿摩擦的最大承壓區。保護主義壁壘不僅直接削弱了這些地區的出口競爭力，并對全國制造業體系和民生就業產生負面溢出效應。其次，有些國家對美國選邊站，或對單邊霸凌主義行為采取綏靖與妥協政策，導致貿易關系緊張升級。例如，墨西哥擬對中國等國征收50%關稅，這樣看似“自保”的行為相互傳染，是典型的損人不利己。當前實現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外部條件正在急劇變化，單邊主義的蔓延使得我國拓展國際合作空間的難度加大。全球經貿規則的重構進程充滿不確定性，我國在參與國際經貿治理時面臨更多制度性障礙。更深層次的挑戰在于，這種保護主義傾向與全球產業鏈重構相互交織，迫使我國必須同時應對短期市場沖擊和長期產業競爭的雙重壓力。一方面要穩住傳統出口市場，另一方面要在新興領域搶占制高點，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貿環境中保持我國產業的全球競爭力。這些挑戰要求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氣推進對外開放，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同時，繼續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
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與發展失衡加劇
全球經濟的深層困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總體動能的衰弱。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的態勢日益明顯，全球貿易增長持續放緩。世界貿易組織10月發布最新全球貿易展望報告，將2026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速從4月預估的2.5%大幅下調至0.5%，遠低于歷史平均水平。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全球經濟正在顯示出增速溫和放緩的跡象，且這一趨勢將長期保持。這種增長乏力的背后，是主要經濟體結構性改革滯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放緩、人口老齡化加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與此同時，傳統經濟增長引擎如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顯著減弱，新的增長動力尚未形成，全球經濟正陷入低增長、低通脹、高債務的困境。二是發展成果的嚴重失衡。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顯示，全球人類發展進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放緩，2024年全球所有地區的人類發展指數增長均陷入停滯，貧富國家間的差距正在持續擴大。對于處于全球發展鏈條末端的國家而言，困境尤為深重，致使經濟規模較小且抗風險能力較弱的國家在分化的全球經濟中逐步被邊緣化。這些國家將面臨不斷升級的貿易緊張局勢、持續惡化的債務危機以及“無就業工業化”現象的蔓延，正在形成多重發展桎梏。
全球經濟的疲軟與失衡從宏觀需求和合作環境兩個層面影響中國。首先，全球總需求的萎縮和人類發展指數的停滯，意味著國際市場空間收窄，這將長期制約我國外貿的增長潛力，與我國正在發力的高水平開放形成對沖。盡管我國在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等領域出口強勁，但國際市場需求持續疲軟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剛性約束。其次，全球發展桎梏的加深，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往往以極端方式如“資源民族主義”等來解決發展困境，很多發展中國家往往因就業、物價等問題引發嚴重的國內騷亂、動蕩。合作伙伴國的債務危機和政治不穩定，會直接增加我國海外投資的風險，影響共建“一帶一路”的質量與效益。最終，這種全球性的經濟困局放大了深度合作的難度。中國在“十四五”時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在“十五五”時期需要在幫助破解全球發展困境與維護自身發展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
大國博弈復雜激烈深刻牽動國內發展
大國博弈的新變化在于其強度與深度的全方位演進。這種博弈態勢呈現出三個顯著特征：一是博弈領域從傳統安全向經貿、科技、規則制定等全方位擴展；二是博弈方式從間歇性摩擦向常態化競爭轉變；三是博弈影響從國際層面向各國國內經濟社會領域深度傳導。2025年前三季度，中美貿易額同比下降15.6%，其中中國對美出口同比下降16.9%。中美貿易數據的急劇下滑不僅反映了關稅措施的直接沖擊，更揭示了大國博弈的激烈復雜程度。與此同時，科技領域的競爭日趨白熱化，美國通過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等手段加強對華技術封鎖，而我國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完善創新體系積極應對，2025年我國首次躍居全球創新指數第10位，成為首個進入創新指數前十的發展中國家，標志著中國科技從“跟跑”到“領跑”的轉型勢頭。同時，全球數字化浪潮推動數字權力興起，引發大國從傳統物理域、信息域進入認知域競爭新場域，從“技術突破”進入“體系競爭”新階段。這些變化表明，大國博弈已從戰略層面的角力，全面滲透至經貿往來、科技競爭、產業政策等實務層面，成為一種需要常態化應對的國際環境特征。
激烈的大國博弈體現在其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直接傳導上。首先，博弈的外在壓力直接轉化為國內的經濟壓力。對美貿易下滑使國內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就業形勢面臨嚴峻考驗。其次，這種外部壓力正在倒逼將發展立足點短期內轉到內部循環上。最后，這場博弈正在加速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深層變革。一方面，外部科技封鎖的壓力強化了內部攻堅攻關的決心。另一方面，通過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我們正在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這些變革的實質，是要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生動力，通過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筑牢在國際舞臺上運籌帷幄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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